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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灰犀牛”冲击全球经济

【欧时时报特约记者陈康亮报道】如果把全球经济比作泰坦尼克号巨轮,债务问题会是泰坦尼克即将撞上的冰山吗?这是许多观察人士近期的担忧,特别是在看到全球债务进一步激增后。国际金融协会(IIF)近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全球债务达到246万亿美元,比上季度增加了3万亿美元。

做客本期欧时经济茶座的专家们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最大的“灰犀牛”当属债务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债务问题,已形成经济增长的沉重包袱和巨大的风险振动源。降息有助于缓解债务危机的爆发,但无法真正有效解决债务问题,必须加强国际协调合作。

做客本期欧时经济茶座的专家有: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胡晓炼

太平洋证券宏观分析师 肖立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张明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廖淑萍

全球债务离历史最高纪录仅差2万亿美元

国际金融协会(IIF)近日公布最新的《全球债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19年一季度全球债务增加3万亿美元,总额达到246万亿美元,总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升至320%。

这一债务总值距离2018年一季度的历史最高水平仅相差2万亿美元。其中,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最高,新兴市场企业和发达国家政府对债务增长贡献最大。IIF警告政府应当控制债务水平,并针对未来风险建立缓冲机制。

在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看来,全球债务总量快速积累,主要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当前,全球经济最大的“灰犀牛”当属债务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债务问题,已形成经济增长的沉重包袱和巨大的风险振动源。

对此,太平洋证券宏观分析师肖立晟亦持类似意见。

肖立晟表示,2019年距2008年危机爆发已过去整整10年。按照以往的危机经验推断,距离下一次经济危机已经不远。近期对于下一次危机的预判已成为中国国内外市场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对于全球高企的债务。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债务分化

具体来看,以美国、日本和欧洲为主的发达经济体政府部门债务增长较快。

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发达国家债务增加1.6万亿美元,债务总额达到177万亿美元。

其中,美国的债务总额达到69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不仅联邦政府债务增加,美国企业部门也在发行更多债券。紧随其后的是日本,目前债务总额11.8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234.9%,就公共债务与GDP之比而言已成为全球负债最多的发达国家。与此同时,欧洲地区包括意大利、希腊在内的部分南欧国家仍未完全走出欧债危机阴云。

IIF资本市场和新兴市场政策部高级主管索尼娅·吉布斯认为,尽管近年来全球经济有所复苏,借贷成本较低和经济增速上扬本该鼓励各国政府控制预算赤字,但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政府在降低债务方面所做甚少。事实上,美国自2001年以来财政收支就没有取得过盈余。而欧元区由于今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萎缩,不得不暂停刚刚开始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并计划推出进一步宽松政策。日本内阁则在去年年底通过了高达9180亿美元的新财年预算,预计其债务总额将持续攀升。

与此同时,新兴市场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借债。报告显示,当前,新兴市场债务总额已经达到历史新高69万亿美元。其中,阿根廷和土耳其等一些国家的外债水平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报告显示,新兴市场私人部门债务增长较快,但居民和企业偿债能力都在下降,风险聚集。债务增加使非金融部门对利率变化更加敏感,如果杠杆率继续上升,偿债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此外,尽管新兴经济体债务规模小于发达国家。但各国经济体制不同,一些国家容易受到发达国家政策外溢影响。去年的部分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就是如此,随着美元指数走强,一些新兴市场资产遭遇大幅抛售,令市场担忧其债务偿付能力。吉布斯也警告称,部分新兴市场借款人缺乏在长期经济周期中的债务管理经验,一旦经济陷入衰退,那么很多公司将面临债务偿还压力。

“许多新兴经济体抗风险能力差”

针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主要债务分化的原因,肖立晟分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缘于危机的传导过程。一轮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往往通过货币宽松压低利率,以达到湮灭债务的目的。发达国家的货币宽松会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推高资产价格。对国外的影响即流动性外溢效应,其为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低成本融资,通常会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源泉。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主权货币并非储备货币,因此其政府债务资产缺乏长期的储备价值,进而缺乏稳定长期的投资者。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债务的需求,更多的在于发达国家流动性外溢效应的投机需求。因此,新兴市场国家难以通过提高政府债务达到杠杆腾挪的目的。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明则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张明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加杠杆的部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包括:

首先,发达国家的家庭部门债务水平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已经不低,且导致美国次贷危机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家庭通过加杠杆购买房产而引发了房地产市场泡沫。

因此,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部分发达国家的家庭部门经历了一轮痛苦的去杠杆过程。相比之下,新兴市场国家家庭部门杠杆率在十年前很低,因此其杠杆率在低利率环境下不降反升。

其次,过去十年内,总体上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速显著高于发达国家,总需求的强劲,使得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部门更愿意加杠杆。

针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债务风险的差异,胡晓炼认为,发达国家的债务,短期通过不断举债尚可维持,加之利率上行的步伐或已中止,引爆债务风险的最大不确定因素逐渐缓和。

但胡晓炼提醒,从新兴市场看,人口老龄化问题正逐渐向新兴市场蔓延,东亚国家的储蓄率水平出现了明显的下行趋势,降低债务水平的同时出现增长率下降。且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整体上经济体量小、抗风险能力差,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和气候变化都可能在短期内对其构成大的冲击,不发达国家要想实现债务可持续,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依靠宽松货币政策难以带动全球经济动能”

近日,2019年的全球降息“大军”又多了四个国家:韩国、印尼、乌克兰、南非均在7月18日当天执行降息操作。消除不确定性因素,推动经济增长是上述四国降息的共同目的。韩国央行降低基准利率至1.5%,这是自2016年以来的首次降息。印尼央行将7天期回购利率降低至5.75%,为近两年来首次下调基准利率。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认为,印尼还有更多的宽松政策空间,这符合低通胀预期以及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势头的需要。乌克兰央行在宣布降息后提高了对2019年和2020年GDP增速的预期,南非央行的降息操作则早有印证,其行长康亚戈在今年6月就表示,根据银行预测模型显示,鉴于经济疲软,南非未来一两年可能会有降息空间。

此外,回顾过去的5、6月份,全球降息“大军”不断壮大。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澳大利亚纷纷选择降息,其中,新西兰已降息至历史最低水平,而菲律宾和澳大利亚都是完成了在过去三年左右时间内的首次降息。

在肖立晟看来,各大经济体放缓加息步伐,甚至转头加入降息大军,其中的一个重要考量是担忧引爆债务危机。特别是考虑到2018年较次贷危机之时全球债务存量已增长近84%,若再次引爆债务危机,危险量级应远高于2008年。

对此,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廖淑萍亦持类似观点。廖淑萍指出,以美国为例,当前美国顺周期财政政策蕴含债务失控风险。特朗普自上台以来所采取的大规模减税措施,在短期内确实可以为美国经济带来刺激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该政策的效果将在2019年和2020年逐渐消退,届时美国经济将大幅放缓。另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减少以及支出的增加,美国财政部将在未来几年内面临巨额财政赤字。美国国会预算署预测,从2022年开始,赤字将超过一万亿美元,并且这种状态将一直持续到2029年。

廖淑萍进一步指出,在美国公共债务持续攀升的背景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常化操作会加重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为美国经济带来风险。

据统计,当前美元国债高达22万亿,其中支付利息是预算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净利息支付总额为2683亿美元,同比增长15.6%。包括巨额债务等问题或将推动美联储分别在今年三季度和四季度各降息一次。

那么,降息对于债务处置的影响如何?据肖立晟分析,一般而言,主要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处置债务,通常是在经济恢复增长动能前降息以延缓债务风险的爆发,并依靠储备货币地位,将债务腾挪给政府,让企业及居民“轻装上阵”,最后等待经济的增长最终达到债务湮灭的目的。

但肖立晟提醒,与以往危机过程不同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经历复苏到繁荣的过程。从全球债务的角度观察,2008年危机前,全球债务与GDP的比值较2000年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杠杆高点10年间基本持平。但次贷危机后的十年间全球债务与GDP的比值同比上升了20%,从总债务规模看,2008年后十年总债务增速仅为前十年的一半。这即表明,2008年后的十年投资产出比在快速下滑。因此,十年的经验显示,依靠宽松政策已再难以带动全球经济动能恢复。

肖立晟认为,未来对长期经济的预判人均资本投入指标已失去了有效性,全球经济唯一的动能可能只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期待科技革命的再次爆发

对于如何妥善处置全球高企的债务,胡晓炼表示,债务问题的有序解决必须避免两种极端,既不能用衰退型去杠杆的方式过快处理债务,也不能通过降息、高通胀稀释债务。从根本上,全球债务问题需要加强国际协调,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制度变革、要素自由流动和效率提升,从而增强世界经济长期发展动能,以经济发展提升债务的可持续性。

比如,以有助于提升贸易对全球增长的带动作用为改革目标,共同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发挥全球贸易在优化要素配置、提高投资效率、加快技术扩散等方面的作用。当前全球贸易增长的放缓直接影响商业投资的信心,拖累经济增长放缓,应通过更加有效的合作促进贸易增长。

此外,针对发达国家政府部门的高债务、新兴市场企业和居民部门的高债务,以及不发达国家由于发展欠账造成的债务问题,可进一步发挥创新的作用,把发达国家的原始创新能力、新兴市场国家对技术创新的产业转化能力,以及更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成果运用市场结合起来。这样既可有效提高发达国家的消费层次,也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维持经济增长,不发达国家通过发展解决债务问题,提升债务可持续能力,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全球高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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